在朝鲜民族的历史上，檀君与箕子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们的形象变迁反映了朝鲜民族的社会心态的变迁。
箕子，是朝鲜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，他是殷末“三仁”之一。作为纣王叔父，他曾遭到囚禁。武王灭商后，箕子从狱中释放，然后箕子逃到朝鲜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。十三年之后，回来朝见周王，阐述治国之道，是为《洪范》。而对箕子朝鲜，《汉书 • 地理志》中的记载最为详细，班固极力强调箕子对朝鲜教化之功。
而在朝鲜人金富轼的《三国史记》中，也提及“箕子受封于周室”， 对箕子封朝鲜的历史持认同态度，而且颇为自豪。
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李成桂自立为王。朱元璋以“东夷之号，惟朝鲜之称美，且其来远”，赐其国号为朝鲜。李成桂当即派遣使臣前往谢恩，听说这个国号，其国内大臣马上联想起受封于周室的箕子，所以为了塑造王朝正统性，确立“小中华”的地位，他们倡言经筵首讲《洪范》，将箕子朝鲜作为李氏朝鲜效仿的目标。
在朝鲜半岛上先后存在过檀君朝鲜、箕子朝鲜与卫满朝鲜三个王朝。对于箕子的崇拜可谓由来已久，最早可以追溯到高句丽时期。到了高丽时期，箕子墓被“发现”， 箕子由此成为他们文化的象征、文明的始祖。
作为明朝的藩国，朝鲜对中原文化是无比仰慕的。加上政治的需要，对箕子的推崇更是有增不减。1392年，礼曹判书（相当于明朝的礼部尚书）赵璞上书称：“箕子，始兴教化之君。”要求依时致祭。尽管朝鲜人知道箕子之前存在一个檀君这样一个始祖朝鲜，但当时檀君朝鲜只存在于口耳相传的神话中，朝鲜士人根本不重视。他们称赞的还是比他早一千余年，且有教化之功的“后朝鲜始祖箕子”。
表现在祭祀上，就是檀君的祭祀从属于箕子。在箕子祠中，箕子坐北朝南，居于主位，檀君坐东朝西，居于次席。而且，箕子的祭祀是每月朔望举行，而檀君则只是春秋两祭。直到世宗十一年（1430年），单独的檀君庙才在平壤建成，但檀君庙里除了崇祀檀君，还有高句丽始祖东明王，好不容易摆脱箕子阴影的檀君也没好到哪去。
金日成主持发掘的檀君陵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箕子庙改称崇仁殿，其规制：正殿三架三间，东西行廊各三间，神门三间，东西挟门各一间。参奉处所三间，大门三间，碑阁三间，斋戒厅七间，小门二间。”可见其规模。
前文提到，高丽王朝“发现” 了箕子墓。朝鲜王朝对此同样相当重视，对此对其大修。除此之外，朝鲜人还设法寻找箕子的后代。最终，他们认定鲜于氏为箕子后人。 “箕子后孙鲜于氏中择其稍优者，袭爵奉祀，如中国衍圣公例，俾居平壤，世食傍近一邑之税。”
在以为中国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，朝鲜王朝对箕子的尊崇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。
而当满清入主中原后，朝鲜虽然继续选择臣服，但文化思想上并不认同清朝，来自中国，被尊崇的儒家箕子又成为一个符号，一个朝鲜是“小中华”的符号。所以，他们继续尊崇箕子。
箕子原本是中国人，却是朝鲜王朝的开国之君。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从属于中华文明，这位来自中国的圣人，无疑提高了他们在中华世界中的地位。
他们说：“我东本箕子之国，箕子所行八条，皆本于《洪范》，则大法之行实与周家同时矣。孔子之欲居，亦岂以是耶？”
在华夏文化圈，华夷之辨是一个重要观念。居于中原王朝中心地带为“华”， 四周有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。朝鲜属于东夷的一支。作为教化之君，箕子将朝鲜带入“华”的文明圈，“虽以夷狄之人，而能弃夷狄之行，慕中国之道，服中国之服，言中国之言，行中国之行，则是亦中国而已。人亦将以中国待之，岂可复问初之为夷狄也。”，箕子是其“小中华”的开始，他给朝鲜半岛带来了文明，这正是朝鲜崇拜箕子的原因。
前文提到，古代朝鲜人对檀君的认同远不及箕子。对檀君传说的最早记载出自僧一然（1206—1289年）的《三国遗事》。尽管朝鲜王朝君臣普遍认同檀君是他们的始祖，不过他们同样认为里面的故事过于荒诞。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到近代。1897年，大韩帝国建立，箕子被尊为“太祖文宣王”朝鲜对箕子的崇拜达到顶峰，因为他们把箕子视为从中国逃离，独立建国的人物。
不过，到了1910年，日本完全吞并朝鲜半岛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日本学术界竭力鼓吹“日鲜同祖论”， 极力抹煞半岛与中国的关系，彻底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。此后，否定箕子朝鲜的思潮逐渐被朝鲜学者接受。
以檀君朝鲜为原型的韩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
比如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崔南善，就坚决反对箕子朝鲜，转而支持檀君。不仅仅是学术界，普通民众也对檀君信仰深信不疑。他们推算出檀君诞生的年份为公元前2333年，将11月3日最初称为檀君节（后改称御天节，开天节），创立了大侏教。
1921年，他们举行了首次开天节庆贺仪式，此后每逢11月3日，他们都不顾日本殖民者的镇压，举行纪念檀君诞生的活动。
客观来看，在日本殖民时期，檀君信仰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，成为民众抗击殖民者的一种重要的凝聚力量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，朝鲜半岛南北分离，但双方都认同檀君是民族始祖，檀君又成为民族独立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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